传承传统文人的君子风范——当代文言尺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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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5-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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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标题:当代文言尺牍  尺牍是中国历史上对书信的别称之一,又名书、简、笺、函、尺素、书札、信札等。

尺牍概念于汉代初步形成,魏晋时期,开始与公文书相区别,专指私人书信,媒介也由竹帛转为纸张,诞生了不少书法精品。

唐宋以降,文人间尺牍往来更为频繁,且多附于文人别集之中,有时单列一类。 明清两代是尺牍文学的高峰期,尺牍专集大量刊行,尽管某些尺牍选本一度被清廷列为禁书,但文士笔札往来不辍,且受治学风气的影响,出现了大量论学尺牍。 晚清以后,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,尺牍范本教程数量激增。

文学革命以后,尺牍在书写语言上又有重大变革,出现了文白并行的局面,“文言尺牍”也成为与白话书信对举的新称谓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白话文成为主流书面语,文言教育的主要目标也由习作、应用转向阅读欣赏。

但是文言书写作为一种习惯、宗尚或志趣,依然流行于作家、学者、书画家及古典文艺爱好者之间,特别在尺牍这一文体上,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,且具备旺盛的生命力。 近年来,有学者已敏锐察觉到此一现象的重要意义。

  派兼新旧二家,域跨学艺双坛,是当代文言尺牍作者的总体特点。

笔者在初步梳理当代尺牍文献的基础上,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至今七十余年的文言尺牍作者分为四类。 第一类,活跃于1949年前并于1949年后在世的旧式派文人,保持文言书写习惯,留存了大量尺牍作品。 这些旧派文人于1949年后多在作协、文联、文史馆等机构任职,据《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》所载,既有“鸳蝴派”代表作家张恨水、包天笑、周瘦鹃、秦瘦鸥、范烟桥,也有著名词客张伯驹、陈蝶衣,南社巨匠柳亚子,上海才子平襟亚等,该群体以郑逸梅为中心,形成了庞大的文言尺牍交际圈。

第二类,许多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作家,也是当代文言尺牍的重要作者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以新文学创作为主的作家们,在写作文言尺牍时,均展现出扎实的旧学功底。

该群体中既有新文化运动时期即已驰名文坛的郭沫若、茅盾,以及现代派小说的先锋施蛰存,散文家叶圣陶、夏丏尊、周作人等,也有1949年后影响较大的著名作家,如孙犁、聂绀弩、俞平伯、汪曾祺等。

他们并未受文艺创作上的习惯限制,而是根据致信对象选择书面语体,如施蛰存、汪曾祺、叶圣陶三人,本以白话书信为主,但在与郑逸梅、古剑等人的笔谈中,却自觉地使用文言,既是对来信者表达习惯的尊重与配合,也是对传统文化自身的一份敬意。

第三类,不少历史文化学者及相关从业人员,以其深厚的知识与学养,撰写了大量精彩的文言尺牍。 该群体以高等院校、科研机关以及相关文化机构为中心。

一方面包括高校教师与研究人员。 如辅仁大学顾随先生早年致叶嘉莹先生的文言尺牍,成为当代诗词学脉传承的重要见证。

其他如陈垣、缪钺、程千帆、冯其庸诸先生,也均擅长文言尺牍创作,钱锺书先生还常以骈文修书。

此外,一些寓居港台的学者也有文言写作的书札出版,如钱穆、饶宗颐和李敖等。

另一方面包括出版编辑领域的从业人员。

如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,长年对年轻学者悉心指导、提点扶掖,鱼雁往来不断,王兆鹏先生《书信中的历史》一文就收录傅先生来函二十余件,其中不乏文言佳作。 受行业性质影响,文言尺牍成为许多编辑青睐的交流方式。 第四类,一些书画艺术家,常年与古人书札亲近,在书信写作上也偏好使用文言。 如启功、顾廷龙、赵朴初、谢稚柳、钱君匋、王蘧常、吴湖帆等,他们不仅技艺精湛,且往往学识充沛,文采斐然。 很多身处文博系统,或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,其尺牍往来也多与文物鉴定、书画鉴赏相关,其作品除了书法上的审美意义之外,还兼具较高的学术价值。   当代文言尺牍除了拥有广泛的写作群体之外,在文体的语言、形式与结集方式上也呈现出新特点。 其一,当代文言尺牍在语言方面,除了保持文言谦恭委婉、简洁精练、典雅庄重的特点之外,也积极适应潮流,破旧立新。

一方面,融入了新词语及语法,加入了“您”“同志”等人称代词,在语序上也做出调整,追求浅显平易的效果。

另一方面,删汰了刻板的寒暄语、肉麻的颂扬语以及某些等级色彩浓厚的谦敬语。

再一方面,文言尺牍中时常夹杂白话语句甚至段落,呈现出文白混一的效果。

如启功先生以言辞风趣见长,在行文时,常在文言掺入一二白话作为调侃,灵动而不失优雅。 其二,当代文言尺牍在写作形式上不拘一格。 一方面,在书写工具上,软硬笔兼施,笔迹色彩以黑、蓝为主。

纸张形态多样,除传统笺纸外,经常使用机关单位的专用稿纸。 另一方面,在文字安排上,简繁字体,横竖排版,皆因作者习惯及致信对象而随机应变,有的文言尺牍还辅以新式标点,既方便了写作阅读(如逗号、句号、书名号),也能起到加强语气(如叹号、问号)、丰富意义(如引号、破折号)的作用。

其三,当代文言尺牍的结集方式呈多样化趋势。 一方面,既有以公私收藏为内容的尺牍影印本,如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上海市档案馆,中华书局的现当代尺牍合集,以及郑逸梅、周绍良、罗孚、谢辰生、常任侠、杨仁恺、容庚、吴丰培等人珍藏的友朋书札;也有以时期为限的尺牍合集,如《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遗墨》《二十世纪中国名人书信集》《现代作家书信集珍》等。 另一方面,既有以单个作家为类聚标准的尺牍别集,如《常任侠书信集》《徐悲鸿书信集》,孙犁的书信集还以排印和影印两种形式出版;也有依内容主题类聚的尺牍专集,如《熊十力论学书札》《词学书札萃编》《尺素海宁》等。 其四,在电子通信工具极为发达的现阶段,文言尺牍还以电邮、微信为载体,充分发挥电脑、手机等工具优势,使得书写和传播更加便捷,在“互联网+”思维引导下,将数千年来依赖鱼雁邮驿的传统方式,转化为当代数字化生活的一部分,从而激发文言书写的生命力。

  当代文言尺牍的庞大的作者群体与作品数量,构成了当代文言尺牍的绚烂图景。 在文言文创作这一文化遗产亟待传承的当代,尺牍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文体范式与文风,为文言写作走入现代雅致生活提供了借鉴。 当代文言尺牍还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,充当了历史的放大镜与显微镜,学者因此得以考察“折叠”在宏观叙述中的史事细节与书信写作原生态。 文言尺牍还是中国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当代文言尺牍的整理和研究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。

各文化机构通过公开展览、影印结集等方式,可使社会大众养成对文言尺牍的珍爱与亲近,在阅读中,感受传统文人间有礼有节、相知相重的君子风范。   (作者:刘慧宽,系上海大学中华诗词与创作中心特邀研究员)  来源:光明日报。